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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三条原则 把我国行政学研究推向新阶段


刘 熙 瑞

    1982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时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夏书章教授的文章《把行政学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这是我国社会科学界针对当时形势,响应中央号召,而对行政学发出的第一声呼唤。它构成了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引爆点,并因此开始了我国行政学研究的新阶段。

    行政学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形成于西方,30年代引入我国,当时在几所大学里开设了行政学专业,而更普遍的是有了这门课程,并出版了著作。但到1952年,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潮和阶级斗争理念指导下,在全国普遍开展的院系调整中,行政学学科、专业、系所与政治学、社会学等一起,被普遍取消了,形成了我国30年无行政学的时代。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当时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方针,并提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号召全国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学经济学,学科学技术,学管理。在1979年,邓小平则进一步提出,除大量经济理论问题要研究外,“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到1980年,邓小平更专门讲了我国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并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1982年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机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而总的纲领,则是邓小平多次强调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夏老的文章,就是对中央以上精神的回应。

    用现在的眼光看,夏老的文章有三点非常难能可贵。

    第一,确立了行政管理是一门科学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对呼唤人们重视行政学以及普及行政学知识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文章开宗明义地提出,“在许多人心目中,行政工作是一些事务性工作,是‘万金油’式的工种,并没有什么学问。这实在是一种误解。”这种思想,夏老当时在多个场合曾屡屡强调。比如在同年2至6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上,他为我们讲行政学时,反复说明了“世事洞明皆学问”的道理,并强调了行政管理中的科学性,明确捍卫了行政学的学科地位。1984年8月24日,在国务院办公厅和当时劳动人事部共同于吉林省吉林市召开的行政管理学研讨会上,他再次强调:“过去长期以来没有把它(行政管理)当成一门专业,也不知道它是一门重要专业。现在纠正这种看法也是时候了。”夏老的这些论述,为行政学学科地位的恢复和确立,起了极大推动作用。

    第二,研究行政学必须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尤为珍贵。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文章中,夏书章教授清楚指出:“要搞好现代化建设事业,就必须建立和健全现代化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和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包括行政立法)。这样,我们就需要社会主义的行政学和行政法学。”这样的观点,在1982年4、5月间他带领我们一起编写全国第一本行政学著作时,从讨论主旨到拟定大纲,从撰写初稿到最后定稿,不知反复强调了多少次。正是根据这样的认识,我们那本1984年6月付梓的《行政管理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就专设了第二章“我国社会主义行政管理概况”,按照社会主义要求依次分析了我国行政管理的发展、性质、特点、职能以及基本原则,包括党领导行政管理的原则、人民群众参加管理的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各民族平等地参加管理的原则、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等。在另外的各章中也适当体现社会主义的有关内容,如“行政领导”一章中就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干部基本政治特性的内容,而财务行政中也讨论了社会主义财务行政的特点。当然,在前述的吉林会议上,夏老对我国行政学的社会主义属性更做了清楚强调,指明“我们迫切需要建立和研究适合我国国情、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行政管理学。”可见他的这些思想是一贯的。

    第三,行政学是理论联系实际最密切的,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政府工作来研究。这种思想,夏老在整篇文章中都体现了出来。比如,他说到的我国行政学要研究的诸多问题,像行政组织问题、人事管理问题、工作方法问题、机关管理问题,都是针对当时中国现实中最突出、影响行政效率最严重、最迫切需要改革的弊端。而研究这些,又必须放在中国特有国情下考虑,虽然从行政学的通用性角度,他提出了借鉴与引进问题,但同时强调必须把它中国化。这一点,夏老在稍后(1982年3月19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另一篇文章《既然如此,该怎么办》中说得更明白:“我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盲目地生搬硬套别国的东西是不行的,有时是危险的。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尤其要慎重。除了研究世界各国的情况和问题外,借鉴是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各门学科。”

    夏老强调的以上三种思想,在我国行政学恢复和后续发展中是一直得到落实的。它保证了我国行政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奠定了我国行政学构建的基本框架,规范了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对我国行政学发展功莫大焉。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这30年我国行政学的发展情况。在初建阶段,我们有个短暂的引进过程。当时译介了一些西方的行政学著作,包括翻印了台湾的一些著作,但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对我国实际问题的研究,目的是把政府的工作纳入科学化的轨道。在后来的两次较大突破中,同样如此。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行政学界逐步引入(或恢复)了公共行政的概念。不少学者强调用公共行政学取代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认为这能更好地体现行政管理的公共事务本性,它强调的是一种公权力的行使过程,必须纳入民主政治的框架内来考量。而这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二是从1997年开始,随着西方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引进,借鉴他们的一些作法,把企业管理的许多经验、市场机制以及公民的参与引入行政学研究中来,形成“公共管理学”概念。典型标志是1996-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组织修订研究生专业目录后,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里正式增加了管理学门类,其下设五个一级学科中就有了“公共管理学”,而“行政管理学”则变为公共管理学的二级学科。此为第一次由国家权威组织正式提出并使用公共管理概念。它在继续体现其公共性的同时,还拓宽了管理的范围,扩展了管理的主体,并与西方产生的社会治理理念相通。以上这些发展,细究起来,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夏老文章中的三种思想都是吻合的。重在研究实际问题,就是它的实践性和科学性;确立公共行政概念,则既体现了它的科学性,也体现了它的政治性,还与社会主义本质相容。而公共管理概念更是科学性、政治性以及人民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可见,夏老文章中体现的三点,具有普遍的意义。我们不妨把它上升为三条原则,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走科学化的路子;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紧密结合中国实际。

    这样的三条原则,在当前情况下,对我们发展中国的行政学更有意义。一是,从2005年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和2007年党的十七大开始,党和国家陆续把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了行政改革的总目标,而十七届二中全会又进一步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了“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任务。这就使上面的原则更有现实性和迫切性;二是,我国行政学在30年的发展中,虽然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受这几年西方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影响,也有某些领域(尤其在理论研究上)产生照抄照搬西方作法的倾向。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在最近学术界反思我国行政学发展问题时,已有学者指出了研究重心的“非中国化”、“管理主义”盛行问题,并把它归结为中国行政学的“身份危机”,明确提出建立“中国的”行政学仍然是我们“迫在眉睫的任务”(参见《新视野》2011年第2期,“积极推进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博士”)。我认为,这样的总结是很有见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有必要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而经过30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我们应对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各种举措的锤炼,我们的这一理论是更趋成熟、完善了,对此我们也是更趋自信了。因此,我国的广大行政学者,更有必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深入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性质、指导思想、发展方向、机构框架、工作方式与方法、监督与约束机制、完善与救济机制等问题,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真正在我国行政学的建设中取得突破。这样才能无愧于我们承担的历史任务,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变革时代。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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