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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行政管理学会年会论坛综述



    由福建省行政管理学会和福州大学联合主办的福建省社科界2016年学术年会“新发展理念与政府治理现代化”论坛,于2016年12月10-11日在宁德市召开。来自政府部门、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专家和学者共170多人参加了论坛。论坛共收到论文157篇,经过评委专家综合评审,共评出一等奖论文4篇,二等奖论文8篇,三等奖论文12篇,优秀奖论文20篇。论坛对获奖论文的作者颁发获奖证书,并给予相应的稿费奖励。

    论坛邀请知名公共行政学专家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作《国家治理与政府改革走向》的专题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发展理念与政府治理现代化”主题,就五大发展理念、政府改革走向、社会治理创新、风险治理等方面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论坛研讨气氛热烈、观点精彩纷呈。

    一、关于新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十三五”时期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这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前提,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要基础。

    与会学者和代表普遍认为,创新发展理念居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创新发展既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诉求,亦为政府现代化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政府创新治理过程的持续升华。创新发展理念下的政府创新改革理应依照治理对象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积极的反应,创新发展理念为政府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路径。当前,应选取政府改革创新的基本发展方向,从国情出发,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探寻与时俱进的政治体制,寻求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的改革,贯彻落实到现代政府治理结构、运作方式及其全过程政府管理中,从而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有代表提出,在创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创新型企业自主创新效率的提升对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各国将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作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载体。但是,创新型企业作为时代的新生事物,其具有高技术依赖性、高投入、高产出、高度市场不确定性以及高风险等特征属性特征,因而政府的扶持作用是推进创新型企业建设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创新型企业起步较晚,相对于典型国家创新型企业发展而言还有较大差距,研究典型国家促进创新型企业发展的政府行为可为我国政府扶持创新型企业过程中提供重要借鉴。

    有代表专门对协调发展理念与福建文化体系发展进行了研究,提出协调理念和文化体系创新建设具有强烈关联性和内在逻辑性。认为应注重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协调,创新福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政府引导与社会参与协调,创新福建公共文化体系;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协调,创新完善福建文化市场体系;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调,创新福建文化体系。

    绿色发展理念与福建加快生态示范区建设相辅相成,相互印证。在国家、福建省相继出台了众多优惠政策推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重大机遇下,有代表总结了“十二五”期间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对福建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中面临的问题逐一进行深入剖析,提出对福建省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路径进行探讨。在实证方面,有代表对福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生态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运用DEA模型测算出福建省9地市2006-2014年的生态效率并进一步分解其技术效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纯技术进步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借助Tobit模型对影响福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生态效率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提出:人均生产总值、环境管制、技术进步和地区分布对生态效率有显著性影响的主要结论。

    有代表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较为深入地研究了福建省开放型体制机制。福建省经历了四个对外开放的发展阶段,在不同阶段福建省根据自身的发展状况以及国家政策实际,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带发展,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使福建省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和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对外经贸主要指标跻身于全国的前列。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厦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在基础设施、双向投资、经融贸易等6个领域与东南亚地区展开深度合作。并针对福建省发展的需求与现状,提出不断完善福建省对外发展经济体系、正确处理好“取”与“予”的关系,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逐步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目标。

    另外,有代表也提及了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基础与蕴涵。认为共享发展理念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的重要亮点之一,也是“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关于政府改革走向

    有学者提出供给侧改革视阈中公共生产的意涵与逻辑。认为“公共生产”是与“公共服务”相类比的概念,是指政府为追求最大化的社会产出而对其掌控的公共资源的配置活动。它从资源配置、要素聚合、社会产出、国民财富创造、经济基础提供等“生产性”而非“消费性”的意义上去界说当代政府职能与政府治理,旨在克服因公共服务理念泛化和绝对化所引致的消费主义偏执。在当前中国经济呈现“L”型走势且全球治理竞争激烈的背景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政府的公共生产有着远比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更为紧迫的意义与价值。在供给侧改革中做实政府的公共生产职能,除了要纠正公共服务理念泛化的偏差并回归到公共生产与公共服务相统一的政府治理理念,还要强化政府对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政府治理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生产。

    也有学者提出应强化公共服务多元主体供给中的公共价值冲突管理。认为我国所构建的政府、私营部门与公民社会为主体的公共服务合作供给模式,已在公共服务改革中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但是在多元主体的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仍然出现了合作不畅的问题,其根源在于供给主体间所秉持的价值诉求不同,从而引发公共价值冲突。而作为治理理论的延伸——公共价值管理,则为价值冲突提供了冲突管理的框架。认为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产生的公共价值冲突应引入网络化治理、公共偏好治理及善治等相对应的治理策略。

    有代表提出以责任伦理为诉求导向,推进善治建设进程。认为责任伦理是政府彰显善治理念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责任伦理的价值诉求下探索公共领域中以德运权的政府治理路径,实现公共权力运用的合法性与价值合理性,是新形势下政府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价值依托。有鉴于此,经由责任伦理的价值向度构建公共领域的以德运权路径,亟需厘清以德运权的治理路径的主客体脉络,通过行政主体德性意识的张扬、制度伦理化的约束保障以及政府公共服务的伦理规制,以更充分地彰显公共行政的价值底蕴,促进政府实现善治的目的。

    相类似的观点认为,公务员作为国家治理中坚力量,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和守护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公务员的伦理义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需要公务员身体力行积极作为,还需要在个人伦理、职业操守,制度伦理中引领和践行;通过自律和他律行为,并将其制度化、法治化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路径。因而,应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行政伦理并实现制度化保障。

    有学者着重对当代中国崛起的阶段演变进行了研究,以获得政府改革的大势走向:陆权主导模式时期(1949—1978年);陆海并进模式时期(1979—1988年);海权主导模式时期(1989年至今)。这一演变历程存在多种特征,演变成因可以归入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当代中国崛起模式演变过程中主要面临容易受到陆海强国夹击、战略选择两难、资源分配分散、追求何种程度的国家安全、设定什么样的安全底线、某些周边国家阻滞、没有太多成功经验可供借鉴等问题,对这一演变过程展开SWOT分析并推断其发展趋向,有助于对其意义及推进途径展开分析。

    真实有效的绩效信息是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基础保证。有代表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信息失真问题及对策展开研究,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四个方面收集并归类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信息失真现象的典型案例,并归纳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信息失真的类型。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概括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信息失真的成因,并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信息失真问题提出建议。

    还有代表对基层法治政府建设的困境破解、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立法问题、台湾地区专技人员转任公务人员制度及其启示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三、关于社会治理创新

    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整体社会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直接决定着社会政策价值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政策价值取向,必须将民生需求视为民众基本权利,社会政策必须体现“以人民为本”的主体性价值,必须反映体现人民政府责任担当的执政价值,致力于构建以公平和正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政策体系,确保社会政策始终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高度的统一。

    也有观点认为,创新社会治理已成为人民政协在新形势下的重要使命,政协监督是创新政府社会治理的重要推力。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之一,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程中,有利于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有利于加强干部执行力建设,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有利于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而现实中,政协民主监督面临着监督范围狭隘、监督形式单一、监督效果不明显等新困境,严重影响着社会治理的主动性、灵活性和实效性。因而必须从强化监督意识、完善监督机制和创新监督形式等方面入手提升政协监督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其在创新社会治理中重要的推力作用。

    除了理论研究,相关学者和代表还对社会治理创新展开了丰富的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

    有代表对基层全程代理服务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以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市以莒口镇试点为案例,分析其推行“为民办事全程代理制度”,促使干部踏实为民办事,扭转工作作风,为构建基层服务型治理,实现基层现代化治理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对新时期为构建基层服务型治理提供样本。

    有代表提出社会工作服务购买中社工机构与居委会的权力关系呈现冲突与合作并存的特征。社工机构的行动围绕自身的“使命”与“活命”,居委会的行动围绕自身的“行政”与“服务”。在“使命—行政”和“活命—行政”阶段,两者体现冲突关系,居委会处于权力上位,支配社工机构;在“使命—服务”和“活命—服务”阶段,两者体现合作关系,居委会协助社工机构开展服务。两者权力关系的演变,源于两者行动目标、资源约束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社工机构的赋权和权变策略以及居委会回归服务是提升社工服务购买绩效的关键。

    也有代表以F市SD社区的垃圾处理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发现,社区虽然在规范层面上有“居民自治”的角色定位,但在现实层面中,却依然还是以“行政管理”的形式出现,从而造成了从垃圾处理的角度研究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逻辑导向——从“自治”到“管理”。从调研的结果来看居民自治俨然被行政管理所替代,政府、街道、社区之间相互关联的只是上级对下级下达任务并且定期考核,政府的角色就只是监督者的角色,而社区就成为被动的责任主体和任务的执行者,疲于应付政府的任务而无心自治。所以,要平衡“行政管理”和“居民自治”的内在逻辑:一要明确层级分工,减少政府管控;二要重视社会组织的力量;三要增强居民自治意识和能力;四要建立政府与社会共治的治理体系。

    有代表以F市爱心食堂为例,解析了我国民间小型慈善组织资金筹集困局与破解之策。目前,我国慈善组织资金筹集的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尤其是民间小型慈善组织更是面临着重重困难。究其原因,包括宏观上传统观念影响、资金来源单一、双重管理体制束缚和个人捐赠乏力,以及微观上组织公信力低、资金运行效率低等。相应的,解决问题的路径在于从社会、政府、组织三个层面分别发力:既要改良国民慈善意识,又要健全外部监督机制;既要健全完善慈善法制,又要加大政府资助力度;既要加大组织自身建设,又要创新资金筹集方式。

    还有代表通过对深圳市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的观察与分析,发现中国的城市基层制度变迁具有一些值得考察的内生逻辑。从阶段上看,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经历了功能缺陷、组织创新、机制形成与体制确认四个阶段;从动力上看,城市共同体的“吸纳局限”与城市社会群体的“政治觉醒”是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双重改革动力;从局限上看,机制建设与体制确认之间的不协调是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主要局限。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不是国家层面制度变迁的投射,而是具有城市所特有的路径与特征。

    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许多城郊失地农民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约束和阻碍,在城市融入过程中被“边缘化”。有代表以F省F市C区T村为研究对象,运用问卷调查与质性访谈,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围绕T村“社会治理情况如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及如何实现善治”等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也有代表以福建省武夷山市为例,对城郊失地农民城市融入的政策支持进行了研究。

    四、关于风险治理

    现代风险社会应着力强化风险治理,打造应急管理升级版。经济新常态下,尤其需要加强政府性债务风险监控,妥善处置风险事件,严防公共财政风险关口。有代表提出,PPP是引导新常态下地方债务化解的新动力和推进地方财政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对PPP项目的风险需进行基于生命周期的演化博弈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PPP风险治理的若干政策建议,如抓住风险管理重点、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设立区域性风险保障基金等。

    有观点认为作为开放与创新型经济建设的大动脉,油气管道是国民经济的“生命线”。但是其在安全治理上存在安全法规体系不完善、安全监管机制不健全、风险潜在来源众多、管道完整性管理不到位等现实困境。为此亟需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来探索油气管道风险监控及预警的新内容、新途径,并着力增强“四种能力”,即国家的保障能力、政府的管理能力、企业的预防能力和公众的社会动员能力。

    也有观点提出,在竞争性选拔干部过程中,存在选任权力滥用、徇私舞弊、权钱交易等情形,萝卜选拔、带病提拔、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怪相时有发生。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有必要坚持严字当头、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将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竞争选拔干部全过程,严守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纪律,规范竞争性选拔工作程序,及时发现并排查廉政风险,加强竞争性选拔干部廉政风险防控。相类似的,有观点以福建省的案例为主来分析扶贫开发领域的腐败特征及其产生机理,借鉴已有的实践经验,同时根据扶贫领域的特点,建立更加系统完善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为更有效地治理扶贫开发领域中的腐败现象提供一定参照。

    还有代表着重对危机管理视角下地方政府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策略进行研究,提出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理时地方政府应该从机制建设、法律法规等层面,加强对网络群体突发事件的治理工作。〔秘书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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