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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17年网络年会


    按: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17年会仍延续书面会议形式,现筛选部分年会论文,摘录核心观点公布,供广大学术爱好者交流。



一、政府改革



大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反思与超越

——构建回应性监管理新格局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 徐 鸣


    《“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指出要构建以法治为基础、企业自律和社会共治为支撑的市场监管新格局。《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指出应当依据简政放权、依法监管、公正透明、权责一致和社会共治的原则,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市场体系。《规划》和《意见》被视为新形势下中国监管改革的新纲领,其中的一些思想体现了回应性监管理论的核心观点。当前在我国的监管实践中,可借鉴回应性监管理论来改革现有监管格局。客观上我们应该认识到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企业的自律水平、公民的维权意识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回应性监管格局构建的效果。回应性监管理论要求非政府主体发挥强有力的作用,这需要有强大的公民社会做支撑。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的治理体系中党和政府是超强中心,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实现着对社会权力较强的管控,社会权力不易彰显,公民社会的发展较薄弱,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善,行业协会监督和约束作用发挥不够,企业的自我监管意愿不强烈,公众监督的途径缺乏,在这样的情形下要求非政府主体发挥强有力的监管作用并与政府进行平等对话交流在短期内有一定的困难。我国可抱着积极探索的精神,树立现代市场监管理念,在监管改革中结合国情不断地对回应性监管理论进行检验和完善,向构建现代化的监管治理体系迈进。



从简政放权到集成服务:行政审批制度的自我调适性改革

——基于衢州市“最多跑一次”改革实践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姜裕富


    “最多跑一次”改革实践核心是以群众为中心来设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中群众不满意的诸多环节,将群众的压力传导至各个行政部门,落实到具体的执行环节,从简政放权到集成服务实现了行政审批的理念转变和制度变革。地方政府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自主性调适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群众的呼声,但地方政府在打通部门壁垒、信息沟壑、资源整合等方面受到重重限制,抑制了行政审批自主性调适效应的发挥。事实上,近年来各地政府在行政审批方面自主改革大多是运行机制方面的调整,深层次的行政体制必须在顶层设计上统筹。如果中央对地方政府改革效应传导反应迟钝,“最多跑一次”只能是一个省域的实践,难以对既定的行政体制改革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



“积分制”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践探索与路径选择

上海市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乐 菡


    一、不同城市“积分制”实践面临的矛盾

    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使户籍制度回归其本来的居民身份登记功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将把依附在城市户籍身份上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逐渐剥离,使其无差别化和社会化,以缩小地区间、城乡间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差距。当前我国户籍管理的主要矛盾在于部分大型城市日益增长的人口规模与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供给能力不相匹配。城市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的供给能力与城市规模呈现“倒U型”曲线的关系。一方面,城市规模扩大(以劳动年龄人口涌入为标志)不仅会增强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提高地区的财政收入,还会通过形成城市管理的规模效应,提升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的供给效率;另一方面,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临界点时,人口的继续扩张会造成公共服务的供给负担,从而降低社会福利的效用水平。

    当前我国的区域间、城乡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高拥有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存在和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数量少且水平低,就业机会较少、有大量富余劳动力,二者的差距使得作为“理性人”的居民,在迁移时会综合考虑选择公共服务完善的城市进行定居;但是人口的过度增长不利于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大城市也需要一定的外来人口保持城市经济增长的活力,因此大城市会基于自身发展逻辑,仅选择少部分精英给予他们落户城市的机会。从而,户口越具有吸引力的地区,户籍改革就越艰难,也成为了“积分制”户籍改革的主要施行区域。

    “积分制”总体改革的方向探索:(一)“积分制”改革应向阶梯式赋权转变(二)“积分制”改革应满足城市发展的生态系统(三)“积分制”内涵应向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延伸(四)“积分制”改革应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效率



政府改革乏效现象透析及其治理

温州大学 王 勇


    “对于政府的许多部门和分支来讲,不存在合理的构造,改革是永无止境的”。然而,政府改革并不一定就会引发积极的结果。晚近中国经济长达四十年的快步发展,证明了中国政府改革确乎在一些攸关全局的方面成效卓著,但有效政府改革仍可谓待解的话题,政府改革乏效现象如同顽疾挥之不去,而这很大程度上应归责于地方政府执行不力、官员庸政懒政,但有些改革项目创制过程亦须反思和改进。正如有学者对基层官员寄予的理解,其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资源总是相对不足;社会大众的服务的需求会不断增加;组织机构的期望通常是模糊、不明确和矛盾的;以目标为导向的绩效评估往往难以估量。面对这些困难,基层官员作为“个体行动者”就可能在执行过程中作出与政策目标不相符的自由裁量行为。有鉴于此,治理政府改革乏效、实现有效政府改革就须综合考量改革效用与改革效率,在制度层面对于改革权责利配置体制和运行实施机制作出进一步优化的努力,最应重视和形成政府改革的利益共享机制,不是简单打倒既得利益者,而是要争取让大多数人都能成为既得利益者。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以天津市x区为例

天津市委党校 王慧军


    一、放管服改革背景下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对策

    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对各种权力及其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改革的过程实际上是利益关系重新协调的过程。在改革的过程中,既要看重成效,又要正视问题。目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经进入深度进入攻坚克难期,要解决过程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以系统化思维战略性,选择科学的理论方法,绩效管理的策略来突破文化观念的束缚,体制性障碍,特别是利益的雷区,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上实现新突破[张定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攻坚期的问题分析与突破策略[J].中国行政管理,2012,9.15。]。“我们推动的政府职能转变是一场从理念到体制的深刻变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一是要改革以审批发证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管理体制。在新形势下推进“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从以微观管理、直接管理为主转向宏观管理、监督管理为主,从根本上扭转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的现象。二是要革除与审批发证相关联的寻租权力和不当利益。过去重审批,一些部门和单位一支笔、一个章掌管着很多企业、项目的生杀大权,围绕审批又派生各种中介服务,形成了多种利益链。其中既有一些不合理利益,也有寻租产生的非法利益,成为腐败的土壤。通过“放管服”改革,对部门手中权力和相关利益“割肉”,就是要把生产经营和投资自主权还给企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既解决效率问题,也有利于维护公平。三是要改变与审批发证相伴的“看家本领”。以前一些部门习惯于坐在办公室等人上门忙审批,而对如何深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为群众提供便捷多样的公共服务,不少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既缺乏相应理念,又想不出有效办法,出现“能力恐慌”。”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向纵深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一)继续减少和清理行政审批事项(二)加强行政审批的事中事后监管(三)规范管理中介服务(四)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五)完善法律和相关规范性文件



服务型政府建设视角下的政务公开创新

安徽行政学院 袁维海 姚玫玫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核心在于转变政府职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我们党和国家着眼于进一步提高政府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而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而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又是促进行政决策公开,保证行政权力透明运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加强电子政务应用的重要举措,当前,“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正从理念化为现实,然而,随着政务公开的深入推进,政务公开也面临着诸如公开的程序不够规范,公开的标准比较欠缺,公开的内容不尽全面,监督考核机制尚不健全等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建设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必须推进政务公开制度的全面创新。



行政机构现状和改革建议

山东省菏泽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 任敬陶


    解决的方法和建议:1.依法撤销非法机构。2.清理合并党政机关重叠机构。3.精简整合党政机关现有机构。通过精简行政机构,减少领导职数、裁减工作人员,不仅可以大大减轻财政负担,将臃肿的机构切实“瘦”下来,把庞大的行政队伍真正减下来,充分调动机关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能够真正实现该市场调节的由市场调节、该政府管理的政府坚决管好,实现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建设法治政府、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地方政府购买服务:运行逻辑、实践效应及改进路径

南京行政学院 陈 华


    一、“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效应分析

    十几年来,我国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经历了一个由东部地区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拓展,由零星的部门和地方探索逐渐转向国家层面制度的过程。尤其近年来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各地的政府购买服务热潮方兴未艾,取得了系列进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模式。然而,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政府购买服务也存在一些关键性问题,影响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深入发展和“放管服”改革的整体系统性效应,需要进行进一步厘清和规范:(一)政府购买服务的内容和边界仍然不够清晰,导致服务购买不当、购买不足和购买过度三者并存的现象。(二)政府购买服务决策机制呈现自上而下、部门主导和封闭型特征,导致购买的服务缺乏针对性。(三)服务质量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导致政府责任落空和公共利益受损。



“放管服”改革净化地方政府政治生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孙圣勇


    政治生态关系重大,筑梦强国离不开它,“放管服”改革更加离不开它。建国以来,我党在净化政治生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地方政府的政治生态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暴露出一些问题,甚至与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不相适应,因此很有必要进一步净化改革。采取管好权力寻租等有力措施为解决地方政府的这些政治生态问题、推进“放管服”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地方政府政治生态净化新思路:(一)管好权力寻租(二)创新治腐认识(三)增强政治定力(四)建立法治思维

    政治生态焦点在于政治生活与环境,体现党风、政风和民风。11届三中全会以来,举国上下,改革开放,有目共睹。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这一史无前例的跨越过程中,政治生态净化却显得跟不上步伐。因此,政治生态净化成了当前乃至以后的“放管服”改革需要着手解决和关切关注的重大事项。



我国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基本逻辑

中央财经大学 姚东旻 颜 缙


    我国政府间事权划分一直由中央政府主导,呈现一个“分权与集权”动态循环。从历史演进路径来看,分税制前,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主要矛盾是权力的“上收”和“下放”,各级政府争取的是财权和特定事权,因此关于事权和支出责任这对矛盾并不突出。分税制后,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中存在的问题日渐凸显,中央政府围绕“事权”针对依次提出了五条处理政府财政关系的基本原则。“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契合我国当前事权改革所具备的条件,从而能够分阶段的实现“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格局。

    我国财政体制虽不能简单定义为“财政联邦制”,但通过对事权调整清单和权力清单的分析,我们发现我国事权划分模式符合财政联邦制的部分基本假设。事权调整旨在提高“经济效率”,从“市场效率”和“政府运作效率”入手,精简事权,转变政府职能,从而能够正确处理政府、私人部门和市场的关系。而通过深入分析政府权力清单,我们大致上能够把握当前我国事权划分逻辑。为简化事权归属分析,我们从事权划分的“执行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出发,首先以事权的“强制性”和“直接性”来确定当前各级政府保留事权的大概框架。带有强强制性的事权,一般归属于中央政府。这类事权必须由(中央)政府这个执行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的“代理人”以“政治权威”来调和可能出现的各主体间的矛盾,从而实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存。而弱强制性和弱直接性的事权,则一般以“属地原则”以该事权所处辖区来划分政府归属。

    具体来看,我们从“受益范围”“溢出效应”“信息成本”“监督难易”和“规模效应”五大要素来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我国的事权划分较为符合财政联邦制政府职能和公共产品划分的大部分假定。如受益范围和损益范围是国际性、全国性、跨境、大部分跨省的事权一般属于中央,地方政府则更倾向于承担信息成本低、规模效益小的辖区内受益的事权。

    关于事权划分,学术界与业界一直有“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承担了过多的事权”等声音,但本文根据现有权力清单并不能直接得出这个结论。当前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共担事权的边界、事权和支出责任是否一致以及各级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财力来保障支出责任的履行等问题上。因此我国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应以“权责对应”为出发点,将事权划分纳入法治化轨道(刘剑文,2017),在进一步理顺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基础上,有重点、分阶段的实现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



公务员工资收入地区差距调控研究

江苏省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所 丁 进


    第一,公务员工资收入地区差距明显。依据2012年的数据,公务员地区平均工资水平最高与最低之比达到5倍以上。在公务员工资水平试调查的9个省和直辖市之中,东部地区基层公务员的工资总额高于中西部地区。以工资总额最低的江西省为基数,上海市、浙江省和广东省乡镇公务员工资总额分别为此基数的3.61倍、3.14倍和3.10倍。第二,公务员工资收入地区差距包含物价差异补偿因素。熊通成(2014)在对调查数据经过购买力平价修正后,发现地区收入差距有所缩小。杨力行、张露(2010)发现,中部三省同级别公务员名义收入差距最大值达到3倍,经过物价指数修正后,三省公务员实际收入最大差距为2倍。第三,公务员工资收入省内差距要大于省际差距。杨力行、张露(2010)的文献表明,中部地区三省公务员工资水平调查发现,同一省份不同地区公务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要大于省际之间同等规模城市公务员之间的收入差距。熊通成(2014)的案例研究显示,以中部地区W省的X市、Y市和Z县为例,三个城市之间公务员工资差距很大。因此省内差距更值得关注。第四,公务员工资收入地区差距主要体现在地方津补贴上。地区附加津贴是公务员工资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力行、张露(2010)和熊通成(2014)的研究,都认为公务员工资收入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地方津补贴上。张广科(2012)指出津补贴占到样本中公务员可比工资的42.4%。邢景丽等学者(2015)根据2012年S系统公务员薪酬状况计算后发现,S系统公务员工资收入中基本工资占比偏低,基本工资仅占20%-30%,津补贴占到60%-70%,有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或者副省级城市津补贴占比高达80%以上。






二、政府治理




有效的政府治理:基于新常态下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视角的分析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党政办公室 王树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1978 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原有的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政府—社会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侵蚀,从而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变革。“转变政府职能” 就被视为我国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新方向,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而在新时期新常态下,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被赋予新的内涵,是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部署,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又是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还是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关键切入点。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依法行政为根本前提,以简政放权为核心,以社会满意度为根本评价标准。要通过强化制度设计层面的整体政府概念、建立和完善跨部门协作的政府信息共享系统等多项举措,有效攻克党委与政府权力边界不明晰、政府部门职权交叉、行政权力下放“含金量”不高等现实难题。要以政府功能市场化为导向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府功能定位和功能输出的双市场化,适应新公共管理时代对政府职能的要求。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选择及设计方案:一、探索政府机构改革的有效方式,提高政府效率;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加快政府职能市场化(二)拓宽公共服务融资渠道和市场化运营方式(三)做好配套制度改革(四)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服务型政府;三、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一)推进政企和政资分开(二)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四、改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一)实现政府部分权利向社会的让渡和转移(二)有效改善政府与社会关系;五、建立保障机制,防止改革过后反弹,执行中变通方法多等现象。



郡县与分封:县域中国社会治理的两种逻辑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 张学博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士卒。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中国,县域中国的社会治理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自秦汉以来,郡县制已经取代分封制成为了中国社会治理的主要政制。郡县制对于追求大一统的中国而言,具有分封制所不可比拟的制度优势。但是郡县制本身也有其固有的弊端,比如官僚主义、腐败等。当前的郡县制存在不精准的情况,即该集权的地方没有集权,但不应该集权的地方却层层加码,使得基层疲于应付,工作流于形式。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分封制,并非单纯的封建之意,而是基于亲亲的文化基因。在当前的县域中国社会治理中,需要通过加强县级以上干部的中央集权,巩固乡镇体制,在村级社会则立足本地,培育村社精英,鼓励传统文化,实现有效社会治理。

    一、县域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

    当代县域中国社会治理分为县、乡、村三级。其中县乡两级政权是宪法与法律框架内的正式组织,而村属于基层群众组织。这实际上意味着县乡政府被纳入了广义的郡县制范畴之内。郡县制在当代中国演化成了五级政府。即在当代中国,乡镇以上社会是完全纳入郡县制的范畴之内的。对于村级社会而言,要区分来看。在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有村民都被纳入到人民公社之中,公社下又设立大队和生产队。在1958-1978年的二十年间,人民公社是一个政社合一的体制。直到今天,在河北周庄,仍然保留着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实际上是试图把农村纳入到科层制的一种实验。可以说人民公社是来自于巴黎公社的一种城乡一体化实验。当时不仅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而且在城市也实行了城市公社化运动。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试图对整个中国按照人民公社来进行现代化改造,是一个超前的实验。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国家不具有支撑整个城乡一个体制的国家能力,老百姓也不具备完全实行计划经济、自助合作劳动的积极性。即便到了今天,城乡二元体制仍然是一个长期的事实存在,不可能完全通过计划和政策的方式使得两者在短时期内合二为一。进一步深入考察今天的县域中国社会治理,就会发现郡县制和分封制仍然各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

    二、郡县中国遭遇之困境: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历代统治者都希望通过郡县制等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建设,把握好“内外相权”的“度”,以创造出让“家天下”江山永固、世代相传的神奇局面。但实践中经常表现出不是“外重内轻”便是“内重外轻”的格局,最后陷入分裂与亡国的陷阱。寓分封于郡县之中,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深刻总结。郡县制强调中央集权和科层治理,而分封制倾向地方自治和亲亲疏疏。郡县制是法家思想指导下的实践,而分封制则是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实践。纵观中国二千年实行郡县制的历史,仍然无法彻底抛弃分封制,实质是因为从技术上和制度上都无法做到。即便国家能力和技术强大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仍然只能把郡县制推进到乡镇一级。而自2004年以来持续推进的三农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包括近年推进的精准扶贫工作,更深的含义在于试图把国家的触角进一步延伸到村级社会,彻底实现郡县制的一杆子到底。但是实践中,试图将郡县制彻底替代分封的努力遇到了相当的困难。



我国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基本逻辑

中央财经大学 姚东旻 颜 缙


    我国政府间事权划分一直由中央政府主导,呈现一个“分权与集权”动态循环。从历史演进路径来看,分税制前,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主要矛盾是权力的“上收”和“下放”,各级政府争取的是财权和特定事权,因此关于事权和支出责任这对矛盾并不突出。分税制后,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中存在的问题日渐凸显,中央政府围绕“事权”针对依次提出了五条处理政府财政关系的基本原则。“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契合我国当前事权改革所具备的条件,从而能够分阶段的实现“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格局。

    我国财政体制虽不能简单定义为“财政联邦制”,但通过对事权调整清单和权力清单的分析,我们发现我国事权划分模式符合财政联邦制的部分基本假设。事权调整旨在提高“经济效率”,从“市场效率”和“政府运作效率”入手,精简事权,转变政府职能,从而能够正确处理政府、私人部门和市场的关系。而通过深入分析政府权力清单,我们大致上能够把握当前我国事权划分逻辑。为简化事权归属分析,我们从事权划分的“执行过程”和“结果”两个维度出发,首先以事权的“强制性”和“直接性”来确定当前各级政府保留事权的大概框架。带有强强制性的事权,一般归属于中央政府。这类事权必须由(中央)政府这个执行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的“代理人”以“政治权威”来调和可能出现的各主体间的矛盾,从而实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存。而弱强制性和弱直接性的事权,则一般以“属地原则”以该事权所处辖区来划分政府归属。

    具体来看,我们从“受益范围”“溢出效应”“信息成本”“监督难易”和“规模效应”五大要素来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我国的事权划分较为符合财政联邦制政府职能和公共产品划分的大部分假定。如受益范围和损益范围是国际性、全国性、跨境、大部分跨省的事权一般属于中央,地方政府则更倾向于承担信息成本低、规模效益小的辖区内受益的事权。

    关于事权划分,学术界与业界一直有“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承担了过多的事权”等声音,但本文根据现有权力清单并不能直接得出这个结论。当前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共担事权的边界、事权和支出责任是否一致以及各级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财力来保障支出责任的履行等问题上。因此我国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应以“权责对应”为出发点,将事权划分纳入法治化轨道,在进一步理顺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基础上,有重点、分阶段的实现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



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运行逻辑与发展路径

广西民族大学 胡 佳 李珍刚


    由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实践考察可知,客观环境的因应性、群众需求的回应性、乡村精英的参与和上级政府的支持等变量在互动中构筑了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由此形成社会治理创新系统的重要影响因素。面对自上而下制度创新的有效性、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容性和社会治理法律体系的滞后性等制度创新困境,应立足基层社会和文化基础,探索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社会治理制度创新体系。

    一个社会能否健康有序发展,取决于社会是否具有良好的平衡制度体系,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互支撑、相互补充,形成动态开放的社会治理制度创新体系。客观环境的因应、制度客体需求的满足、乡村精英的参与和上级政府的态度与授权构成了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创新和制度互动过程的动力机制。尽管在治理制度创新过程存在自上而下制度创新的有效性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性等问题,但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使正式制度规范和民间规范在社会治理中实现良性互动与交融是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发展路径。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与突破

——以宁夏为样本的研究

北方民族大学 王银梅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情况既是国家治理能力典型而集中的反映,也是推动国家治理转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在目前的农村基层治理中,尽管“社会治理”正在替代“社会管理”,但由于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变革的特殊阶段,农村基层治理在村民选举、农村民主化建设、基层“两委”职权划分、职能履行、自身建设、村民民主监督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着力抓好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不断提振村民对民主政治和基层治理的信心,提升他们对基层治理的关注度、参与度,同时,依法依规落实好各种治理制度,保证村民的合法权益得到真正实现。



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哲学蠡测

——兼论福山的“政治秩序论”和法曼的“脆弱性理论”

西安工程大学 李武装


    超越“自治神话”的国家治理,求解的是围绕“国家变量”(这个参数主要依托国家、社会和资本三种力量的比照关系)而延展的一系列政治社会学问题,其核心就是国家权力与有效治理的深生态阈问题。福山的“政治秩序论”和法曼的“脆弱性理论”都间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出场进行了域外论证,而改革开放四十年“倒逼”的诸多“新问题”和大国担当该有的责任意识,使得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走向前台。既然国家治理是一个结构性和调适性的“家族相似”概念,那么,其现代化的实现就注定要通过一系列具体领域的要素联动来共频发酵。惟如此,才能真正推进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国家治理是一个结构性和调适性概念,其现代化的实现注定要通过一系列具体领域的协同治理来成就。这些领域治理及实施战略涉及社会治理创新、基层治理面向、精准扶贫的落实、反腐倡廉的推进、各种社会组织的积极推进、大数据的应用、新的社会阶层的积极作为以及特色制度等单元或要素。这些单元和要素之间互为联动、彼此制约,共同造就国家治理这个“家族相似”概念。直言之,只有让这些联动单元和要素共同发酵,才能真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因为按照江必新教授的概括,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涵括如下基本特征:“视域上要求全面性、品质上要求时代性、制度上要求成熟性、形态上要求稳定性、方法上要求协调稳定性、方式上要求规范性、体系上要求开放性”。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创新思考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 马俊山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主体、科学合理、高效运行的原则下,首先要解决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问题,凡是偏离和脱离法治轨道的体制机制都要纠偏和改正;其次,治理体系建设的难点在高层,重点在基层。基层治理体系主要是县乡(镇)村三级,尤其要对村级组织改革予以高度重视,改革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要有全职和专业化的人员为村民和国家服务;再次,在治理能力和方式方面,党务政务推行所要坚持的重要原则是专业化、层级化和属地化,以纵向推行为主、以横向推行为辅;第四,在配套立法方面,农村集体土地的代表者长期缺位,宪法规定形同虚设,对乡村关系的法律规范,都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权力监督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吴永生


    鉴于权力永恒的整合与协调功能,政治文明的核心应当在于权力文明,在于不断提升权力的社会性与公共性,进而揭示了权力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主线功能。然而,政治生活的内在机制,尤其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造成的意识形态,导致权力运行明显背离了应有的功能与属性,严重掣肘了国家治理能力,权力也因此在国家与社会的此消彼长中受到日益普遍的监督。为此,权力监督应当重视体制内外两种主体的优势互补,追求依法监督与以德监督的合体,实现从功利性监督到道义性监督的跃升,进而以规范的监督实践提升公民素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药品安全治理模式之转变

吉林大学 刘 畅


    一、中国药品安全治理模式的重构

    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以后,“国家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很快成为中国理论界学术界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的“热词”。这意味着我国要经历一场从政府一元单向治理向党和政府领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共同治理的结构性转变。在这场深刻变革中,药品安全治理应当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领域,相应地,药品安全治理模式也应实现由政府监管模式到社会共治模式的转型。因此,本文试在治理理论框架下,对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机制、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阐述。



论习近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

聊城大学 陈延庆


    习近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内涵丰富深刻,将其置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才能更全面、深刻理解其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通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化体制各领域的改革,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化的水平;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三大战略举措,在不断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才能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和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的能力,从而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实际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提高国家机构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即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包括“全面建成小康”在内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能力保证。





三、公共服务




退出与强化:政府购买演进的趋势与规律

--以上海政府职业培训补贴模式发展历程为例

上海市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邓金霞


    一、适用与不足

    上海市职业培训补贴工作已开展将近二十年,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才达到现在的状态,伴随的是政府转变职能、重新定位,放下自负、放水养鱼、放手利益、完善监管、增强服务的过程,是尊重市场、社会和个人发展规律的过程。扭转了政府职能的缺位、越位和错位,最终,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个人的归个人,各就其位。

    对于目前正在倡导和推进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来说,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但也存在一些适用条件,本文中的职业培训属于直接而非间接的服务、持续的而非紧急服务、长期的而非短期的服务、发展性而非托底性的服务。

    此外,政策需要形成合力。上海政府不再扩张实训机构,而是依托龙头企业,一方面顺应了市场发展的规律,因为企业更了解市场的需求以及发展的趋势和前沿,另一方面也与其它两项政策相关:八项规定后限制政府兴建楼台管所,因此实训基地的建设受到限制;随着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的实施,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参与市场培训的热情下降,因而促使政府转而依赖行业龙头企业开展培训。

    最后,本文只探讨了上海市级层面的职业培训补贴机制和模式,除此之外,每个区都还有各自的职业培训补贴政策,有的区仍旧直接补贴给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级政策的调控和引导力度。



标尺比较与民众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基于县级医疗数据的分析

北京大学 王 哲 周 麟


    现代国家政府以向民众提供高水平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为宗旨和目标。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是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进而增强民众政治信任和政府公共治理合法性的重要方式之一。检验政府公共服务好坏与否的最重要标准和焦点在于民众满意,只有提升民众对于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才能真正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主旨目标,才能真正提升民众福祉和幸福感,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现有关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研究发现,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水平与民众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缺乏显著相关性。按照这一逻辑,单纯增加民生财政支出并不能有效提升居民对地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基于对中国县级民众医疗公共服务满意度嵌套数据进行分析,本文认为,上述充满悲观色彩的论调在一定程度上是片面的。具体来说,我们有三点发现:(一)民众的医疗服务满意度主要不是取决于地方医疗财政支出的绝对水平,而更取决于本地区与其相邻地区医疗财政支出水平的比较情况,即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二)如果相比毗邻区域,本地区人均医疗财政支出水平更高,则民众对医疗服务满意的概率也会更高;而如果本地区人均医疗财政支出水平相对较低,则民众对医疗服务不满意的概率也会更高。(三)在区域比较对象上,特定县域内的民众更可能将与本县同属一个地级市内且相邻的各县作为对象进行比较。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巨大的区域和城乡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在东中西部、城镇与农村分布上的巨大差异,并已事实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长远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矛盾。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继续稳定发展经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加大民生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力度,切实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正如本研究所提示的,通过加大民生财政投入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努力,虽然不一定能够提升发达地区民众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但却可以降低落后地区民众对于公共服务不满意的概率,进而提升这些地区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政治信任。长期来看,上述措施不仅将有力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更将有利于提振市场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地方财政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是,追求最大化经济增长速度的地方政府,存在严重的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即偏向于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到基本建设领域,而在民生性开支项目上,例如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上则缺乏足够的投入[6]。这就导致了在许多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严重不足,尤其是在传统经济落后地区,情况更为严重。要缓解这一问题,在改革官员绩效考评机制的同时,也应该出台相关举措进一步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均等化水平。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中央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给付和转移支付力度,省级、市级政府更应该负起应有的责任,着力缓解省内、地市内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财政给付水平上的横向差异,切实提高贫困落后地区民生财政投入的水平。



政府购买服务、社会资本合作(PPP)与社会组织发展运行机制研究

国立华侨大学 张向前 银丽萍


    重构政府购买服务、社会资本合作(PPP)与社会组织发展的运行机制 :(1)重构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建立政府-私人资本-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多元服务供给机制。政府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引导和激励作用,通过投资补助、基金注资、贷款贴息、公益创投、信用担保等措施,鼓励引导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参与和出资兴办教育、医疗、养老、体育健身和文化设施等公共服务,形成供给主体多元化,供给方式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重构这一供给机制,政府必须要转变角色和观念,政府要从之前对公共服务供给大包大揽的供应者,转变成管理者和监督者。政府仍然保留提供公共服务的法定义务,具体的实施过程则交由社会资本和社会组织共同来完成。(2)重构提供公共服务的运行原则。一是要平衡利益。稳定的收益是社会资本参与PPP的根本动机,社会组织和政府的目标在于提供更好的服务,这必然产公私之间的博弈。PPP合作的真正目的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形成社会资本合理挣钱,政府节约资金,社会组织发展,群众满意的多赢格局。因此,政府要做好利益权衡,既要保证PPP的服务质量,也要通过明确的合约,让投资方能获得合理的收益。二是共担风险。通常PPP项目的投资较大,合作周期较长,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遇到不可抗力因素较多。为了保障投资方的收益和PPP的最终交付,政府、社会资本和社会组织应共同承担风险,以体现PPP的合作精神。(3)重构提供公共服务的运行程序。通过公共服务领域引入PPP,改变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和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方式,使公共服务的供给更加灵活、更富效率。如图1所示,重构后的公共服务提供包含了五个关键的环节:项目立项、公开招标、签订协议、组织实施、评估验收。在立项阶段,要经过多方的反复商议,明确最合适开展的PPP项目,以及承接方的资质、经费预算、融资渠道、成本收益等。在公开招标阶段,政府要通过权威的信息平台,及时将拟开展的PPP项目相关信息发布出去,让更多的机构参与竞标。同时组建第三方机构对投标机构的专业能力、技术实力、管理经验等进行评估,寻找最合适的一方合作。在协议签订阶段,政府要组织私人部门、社会组织和第三机构等合作主体,就具体的合同条款进行多轮磋商,使项目开展过程更顺畅,防止违约。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政府要严格按照合同的实施细则对服务的进展、质量、经费支出等进行监督和审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在项目验收阶段,政府部门应会同第三方机构根据行业特点,采取合适的评估方式,设置科学的验收标准。按照合作签订的要求,对PPP项目的服务质量、服务效果等进行全面评估。



共享经济视角下社会养老服务治理模式研究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 捷 陆 渊


    一、构建共享经济视角下的社会养老服务治理模式

    在当前社会养老服务中,以政府、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家庭(个人)为代表的养老服务提供者互相脱节、界限分明,每个主体都带有各自利益偏好性,忽略了社会养老客体老年人的需求偏好,造成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滞后性、不均衡性以及偏差性。由于提供养老服务的主体对于各自角色定位的偏差,以及老年人在社会养老服务中是被动的接收者,这就导致供需之间产生矛盾,不仅使社会养老服务流于形式,而且也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而基于共享经济视角下建立的社会养老服务治理模式,则有效地整合了社会养老服务的资源,同时模糊了养老服务提供者相互的边界,提高了养老服务的效率。此外,养老服务提供者与需求者通过平台所建立信息沟通网络,减少双方信息“黑箱”,从而提升养老服务的质量和养老服务多元化的需求。同时,公共资源共享的共享经济是共享经济发展的“蓝海”领域[17],因此,政府应当加大在共享经济视角下社会服务治理模式的建设力度,尤其是社会养老服务治理模式的建设。

    通过社会养老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协作,且利用网络和社区架构整合资源的双平台,充分与需求者(老年人)之间进行信息沟通,并为之提供以需求为导向的养老服务项目,同时由第三方协调对整个服务进行协调,从而构建在共享经济视角下平台化、网络化的社会养老服务治理模式(图1)。此治理模式旨在通过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为供需双方提高信息互通性,增强双方彼此的信任,从而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提高社会养老服务的有效性。

    当前我国社会养老服务治理模式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出现养老服务提供主体和客体之间供需不平衡、社会养老服务资源过于集中、养老服务多元供给主体角色模糊、老年人参与社会养老服务认知度不高等因素的影响,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浪费,社会养老服务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因此,为了有效的整合社会养老服务资源,提高养老服务效率,强化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养老服务治理的积极性,本文借助共享经济新型组织管理理念和其运用互联网等现代化信息技术的管理方式,提出在共享经济视角下的宏观社会养老服务治理模式。在该模式运作下每个参与社会养老服务主体与客体之间都能平等提出自己的需求偏好,促进政府角色转变和创新原有的治理方式,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局面。所构建以互联网和社区联动的网络和实体相交互的共享平台成为社会养老服务供需双方之间相互沟通、交流、反馈的渠道,提高了社会养老资源的利用率,促进社会养老服务效率的提高,同时,在共享经济视角下的社会养老服务治理模式不仅能使社会养老治理主体与客体之间进行良性的循环互动,还通过第三方协调机制有效的缓解社会养老服务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的矛盾,促进社会养老服务治理工作协调稳定的发展。然而,对于共享经济视角下社会养老服务治理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改变程度并未有深入研究,这也是后续研究重点方向。



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治理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孙彩红


    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没有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没有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公共服务的治理和改革并不是一个孤立问题,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大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需要涉及面更广泛的农村综合改革、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以及财政体制等领域的配套改革。

    农业地区县域范围的农村,在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和发展任务的大背景下,已经不能更多地依赖城市化而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了。要把发展转向盘活农村本身的土地资源、人力资源、文化历史资源等,激发内在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发展农村产业、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以多种平台把农村的农业产业与城市的二三产业连接起来,把城市的服务引入进来,把农产品大规模销售出去,使农民享受应有的公共服务,使农村增收。为此,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治理转型就提上实践议程。总体而言,农村公共服务治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实现和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和保障农民的合法经济社会利益,使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

    当然,对于农村公共服务的治理转型,还需在理论逻辑和已有实践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地实证研究,分析具体的制度设计及其运作。全面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一系列过程都要实现制度化的运作。把拓展农村公共服务、农民参与公共服务决策制度、多元主体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协作、多渠道筹集资金等实现治理转型的重要方面,从较少的试点推广成较为普遍的实践。在梳理现有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与公共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提供农村公共服务和确保公共服务质量的法律法规,保障农村所需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可持续性,实现公共服务治理的法治化。



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三元主体”法律关系

江苏大学 邹焕聪


    作为公共服务购买主体的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承接主体的社会力量和作为公共服务受益人的广大公众构成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三元主体”的框架。由于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与生产者相分离、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以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公共利益指向,所以广大公众作为主体兴起成为“三元主体”框架兴起的关键。在此框架下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主体制度改革不能停滞于解决购买主体与承接主体的法律关系问题,而要将视野扩展至承接主体与公众、购买主体与公众的法律关系难题。为此,要围绕购买主体与承接主体的关系、承接主体与公众的关系以及购买主体与公众的关系,实现新形势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三元主体”关系的科学定位及其法治保障。

    与传统的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两面法律关系相比,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三面关系扩展了主体范围,将所有涉及公共服务购买的主体纳入探讨的领域;重塑了有关内容,对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权利)与义务(职责)关系进行重构;革新了法治理念,为“虚拟”的主体关系寻找连接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三面关系及“三元主体”的崛起,不仅是法学理论转换的需要,而且也是法律实践的要求。在“三元主体”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主体制度改革不能停滞于解决购买主体与承接主体的法律关系问题,而要将视野扩展至承接主体公众、购买主体与公众的法律关系难题。由于主体的法律地位实质上是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要围绕构建购买主体与承接主体的关系、承接主体与公众的关系以及购买主体与公众的关系这三面新型关系,最终实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重构。



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供给的困境及其治理

河南大学 汪来杰 刘 青


    公共服务供给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关于国家起源的论述中,并伴随着公共物品概念的产生逐渐演化而来。公共服务历来被认为是政府的职责所在。近年来,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公共服务多元化主体合作供给的生成有其现实和理论原因;但目前我国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供给也存在着目标公共性的缺失、运行机制不畅和信任缺失等问题,必须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多元供给公共性的重塑与回归、建立健全合作机制和信任关系的建立。

    学术界对公共服务的合作供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益、目标、社会资本、信任、制度以等方面。然而,多元主体合作供给并非是万能的,也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总的来说,主要表现在多元主体合作供给的目标公共性缺失、运行机制不畅和信任缺失三个方面。

    公共服务的合作供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公共事务,它涉及到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多种合作供给工具与规则的调整与重塑。针对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供给的困境,可以从公共性的重塑与回归、合作机制的建立健全和信任关系的建立这三个方面着手加以治理。



公共就业服务的有效供给研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王 欣


    本文以失业人员满意度和需求度为研究主线,对公共就业服务的有效供给进行研究。通过三个层级的指标变量,归类分析。得到就业服务内容的需求度较低,就业服务条件供给水平得当,就业服务政策供给水平仍需提高。在失业人员满意度和需求度的二维耦合视角下探究就业服务机构的供给水平,为达到公共就业服务有效供给,提高供给效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就业服务环境方面,目前就业服务机构已经做得很好,改善也很大,但仍需在就业服务效率和服务人员素质的供给水平上有所提高。在就业服务内容方面,虽然失业人员表现出较低的需求度,但在职业指导服务和就业培训服务方面仍未达到令人满意的供给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就业服务政策方面,仅在就业培训政策、灵活就业政策、用人单位招用失业人员优惠政策这三项政策上供给水平达到了失业人员需求程度,其余各项无论失业人员需求高低,均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通过本文研究,失业人员的需求度和满意度为就业服务机构有效供给提供了一把量尺,结合这两个方面共同探究供给水平比只从一个方面定义供给水平更加合理,可靠。



广西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变研究

广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学会 廖振民


    实现人的城镇化,是推进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同时,又迫切要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与之相适应。近年来,广西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不应忽视、更不能回避其所产生的严重社会问题和突出矛盾,主要体现在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变不到位,阻滞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共享的实现。为此,加快推进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进一步推动政府治理转型,转变和优化公共服务职能,从理念层面: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要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导向;结构层面: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要坚持公共资源配置的均衡;资金层面: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要坚持财政支出结构的次序;渠道层面: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要坚持多元供给主体的协同;需求层面: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要坚持有效供给服务的差别等五个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促进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共享。



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主体及其能力建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徐双敏 崔丹丹


    作为第三方评估主体的专业机构需要具备对内管理和对外发展两个方面的能力。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内部管理能力主要体现为:专业技术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不能把评估机构的专业技术能力简单理解为评估技术能力。评估是专业技术性非常强的工作,评估社会组织当然需要具备评估技术,但是,作为社会组织的评估主体,仅具备评估专业技术还不够,还需要具备比较丰富的有关社会组织的理论知识。因为我国的社会组织类型很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是三种基本类型,而每一类社会组织里又可以细分为多种,此外还有涉外社会组织。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国家的政策不完全相同,而且这项组织性质不同、结构不同,机制不同,发挥作用的方式方法也不同。所以,作为评估主体,不仅需要具备一般评估工作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掌握针对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特定的评估信息搜集、整理、归纳、分析、评判等特殊的技术和方法,才能够真正地胜任评估工作。一般组织的自我管理能力主要体现为日常行政工作的开展,以及财务工作、内部人员管理、文化宣传等方面。而作为评估主体的第三方机构,自我管理能力就还要包括确保自身独立性的能力,以及不断提升本组织知名度、美誉度的能力。

    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外部发展能力主要体现为沟通协调能力和政策适应能力。沟通协调能力是组织维持正常运行所不可或缺的重要能力,对于第三方评估机构更是如此。由于现在的第三方机构必须通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才能成为社会组织评估主体,所以就要求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具有比较强的与其他组织、有关政府部门沟通协调的能力,同时还要有一定的公共关系,即提升本组织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意识和能力。政策适应能力是指第三方评估机构既要能够了解、掌握有关第三方评估的政策,又要能够了解掌握有关社会组织规制、发展的政策。前者关系第三方评估机构自身的生存、发展,后者则关系其评估质量和水平。其实政策适应能力的这两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的。且不说有些第三方机构自身就是社会组织,只有它们主动关注、了解了有关第三方评估的政策,才能充分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成为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的主体。而且因为评估是为了能够帮助被评单位找到发展短板,同时明确改进方向,第三方机构的政策水平直接关系评估报告的质量。所以第三方机构成为社会组织评估主体以后,也必须能够全面掌握政府有关社会组织的政策,了解政策的趋势,这样才能胜任评估工作。





四、制度及公共政策




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政策困境及其完善

——以广州为例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 危旭芳 戴燕艳 谢文海


    促进低价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的政策建议:(一)率先出台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地方性法规及其实施细则:1.建立健全适用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法规体系及其实施细则。2.以现有法规和办法为依托不断增强其权威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二)探索完善关联收费制、押金返还制及专项补贴等经济政策:1.继续完善垃圾收费制度。2.恢复推广押金返还制度。3.探索部分低值可回收物的专项补贴。(三)创新废弃物再生回收利用管理体制:1.完善产品回收监控和环境标志等行政监管制度。2.健全低值可回收物生命周期全过程管理体系。3.制定强制分类回收制度并辅以适度处罚手段。(四)寻求多元化有效回收模式促进两网融合:1.探索合理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模式。2.构建互联网+物联网再生资源回收机制。(五)提升低值可回收物终端处理水平并不断完善绿色产业链条:1.着力发展和提升低值可回收物终端处理水平。2.统筹安排各类设施的规划布局和绿色产业链。(六)加强对低值可回收物再生利用合规企业的政策扶持:1.加大力度支持低值可回收物承接企业用地及运输需求。2.发挥再生资源行业协会的应有作用。(七)实行有利于低值可回收物减量化和资源化的配套政策:1.明确各方责任健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2.针对不同产品特点因地制宜制定相应回收办法。(八)多措并举促进公众广泛参与



省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扩散的多维审视

西南政法大学 邹东升 陈思诗


    行政权力行使和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透明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维护公法秩序,约束行政权力,将权力关进“笼子”,以防止权力的恣意与任性,是现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十八大以后,在简政放权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权力清单制度应运而生。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创新,权力清单制度从省级开始扩散至我国各级政府和各个地区。本文运用公共政策扩散理论,建构分析框架,从时间、空间、清单内容以及扩散方式四个维度探究省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扩散规律,得出以下四点结论:第一,权力清单制度扩散随时间推移明显呈现出“S型”曲线增长趋势,分为萌芽发育期、快速发展期和平稳增长期三个阶段。第二,空间上区域邻近效应显著,地缘相邻的省级政府权力清单公布往往前后相继,并且表现为“试点-推广”的经典范式,以及“职位权力-部门权力”和“权力-权责-服务”的扩散路径。第三,清单内容的扩散实际上就是一个动态变迁的过程,不仅体现在中央纵向行政指令下的强制性变迁,也体现在横向政府间竞争与压力下的诱致性变迁,这种扩散兼具政策模仿和制度创新的双重特征。第四,扩散方式上则表现为文本设计上的“权责合并”与“权责分立”两种不同模式以及职能部门和权力类型两种分类标准,且“权责合并”成为各省级政府较多采用的文本模式,并统一按照中央建议的十种类别划分行政权力。

    我国政府创新能力的整体提升,离不开政策扩散,因此,如何加快扩散进程并取得良好效果,显得至关重要。根据以上对省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扩散规律的总结提炼,可以获得至少以下几点启示:首先,中央政府应对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予以鼓励和支持,通过立法制定原则性要求,保留足够的自主空间,允许合理范畴内必要失败的存在,并在把握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建设正确方向的同时,创造有利于权力主体根据地方特点进行再创新与不断完善的政策环境。其次,地方政府要提升自主创新意识与能力,不能一味跟风模仿。创新是一种长期的经验累积行为,需要“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总结学习先进经验,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再创造”,以此实现政府的持续创新,也只有将政策扩散由简单模仿转变为学习性创新,才能实现政策扩散的价值。最后,要充分发挥垂直影响的作用,中央的行政指令性行为更有助于推动权力清单制度的广泛扩散。因此当一项政策经过试点后被验证是正确的,为加快其扩散进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上级政府持续的政策引导与制度激励,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应该是指引性和建议性的,而非模式化和机械化的。

    总体上,自2013年开展“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工作以来,各省级政府对权力清单制度的探索实践都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在市、县、乡镇(街道)层面,权力清单制度扩散仍有一定空间,责任清单的配套也还有待加强,这就需要政府持续不断地努力,完善权责清单,将“放管服”改革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实现省、市、县、乡权力清单制度全覆盖;同时,建立权力清单的动态调整和长效管理机制,扩展更广泛领域的服务清单内容,实现政府从管制行政到给付行政、秩序行政到服务行政的转变。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关系视角下的网约车立法

——基于《立法法》与《行政许可法》的分析

中央民族大学 郑 毅


    笔者认为目前的央地网约车立法普遍反映出如下深层问题。第一,2015年《立法法》修订将市级地方立法权主体由原较大的市扩展到所有设区的市,[ 这里还包括东莞、中山、三沙、嘉峪关等四个不设区的市,被全国人大2015年3月15日《修改<立法法>的决定》遗漏列举的第五个不设区的地级市——海南儋州,以及日喀则、昌都、吐鲁番、山南、林芝、哈密等正不断通过设置一个市辖区而转制为设区的市的原地区。]立法主体级数倍增的必然副作用是威胁法制统一性尤其是催化地方保护主义和区域壁垒,这在各地网约车立法的准入门槛问题上已经得到充分体现,中央立法在原则性控制方面显然着力不彰。第二,在国家立法体制变革背景下,中央和地方的“文件治理模式”与“规则治理模式”二者之间依旧交叠存在的客观现实。因此,对规则制定合法性的评价,目前可能无法依据单一的“形式合法性”标准进行判断。第三,基于地方网约车立法所反映出的种种现实,也要求对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配置进行重新梳理和改革,包括目前《立法法》和《行政许可法》在内的制度架构,似乎也有进一步反思和检讨的余地。第四,目前中央和地方立法中,偏爱“规章治国”的现象,在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2015年《立法法》修订的大背景下,需要在实际操作层面进一步反思和调整,尤其是在由行政主导地方立法转向人大主导地方立法方面,尚有充分的反思空间。

    具体到地方网约车立法,宏观层面上的法律依据和授权基础的孱弱无疑是当下制度完善的抓手所在,目前可行的因应之策有二:一是在短期内相关法律、法规无法迅速跟进的情况下,可依据《行政许可法》第14条第2款之规定,由国务院出台针对网约车的正式“决定”;二是借助以正在讨论的《电子商务法》为代表的“互联网+”战略和“共享经济”相关立法,为有效构建网约车行政许可体系的法律基础提供规范可能。由于网约车产业尚处幼稚发展时期,许多作为规制设计客观基础的市场效应及实施反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因此,在确保相关规范不明确违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精神、中央立法和基本法律原则的前提下,还应充分贯彻《宪法》第3条第4款“发挥地方积极性”的要求,允许各地进行合理的、差异化的地方实践,变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为“上下并举”的网约车规制体系建构新思路。



城管事权的法理构筑——从相对集中处罚权到大城管立法

东北财经大学 刘福元


    在当前城管执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首当其冲的是“事权”问题,这一问题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前者是指在行政管理的诸多领域中,城管部门与其他部门在执法事项上的权限归属;后者则是指针对某一特定的执法事项,城管部门与原责任部门对职权系列中若干子权力的划分。在这一领域,尽管始于2000年前后的相对集中处罚权制度,能够较为有效地解决多头执法、多头处罚等问题,但又引发了城管事权在横向上不堪重负、在纵向上相互割裂,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新的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城管作为一个单一的执法部门,在横向上能够掌管无限多样的执法事项、在纵向上能够切断处罚权与其他职权的关联,显然不存在充分的法理正当性。而晚近部分地方开展的“大城管立法”,则通过“指挥机构的统一调度”和“管理对象下的事权明晰”这两个核心机制,为城管事权困境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制度方案或者可供试错的借鉴。

    相对集中处罚权和城管的设置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部门间的权限冲突,但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城管与各部门之间新的权限冲突,以及城管由于事权过于庞杂而引发的种种问题。可见,在处罚权“相对集中”与否都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城管事权其实被带入了一个两难困境:如果没有“相对集中”,行政执法可能会退回到各部门权限纷争的老路上;但有了“相对集中”,又会带来城管事无巨细、不堪重负、从人员到手段再到程序等各类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单就城管集成如此庞大的事权这一点来看,从行政组织的角度上其实不可能找到法理基础——这会使得行政领域、管理对象、部门划分、专业分工乃至于“事权”本身失去意义——如果城管事权是无限的,那么“城市管理部门”和“城市人民政府”就不会再有质的差别。因此,为了城管执法的健康高效运行,一套具备法理正当性的事权界定标准显然是必要的,然而我们并不认为,在管理对象存在多重属性的前提下,城管及各部门的事权能够在客观上完全彻底地划分清楚,也不认为,凭借此一划分能够完全彻底地解决城管及各部门之间的事权纷争;但与此同时,我们亦不认为,当下城管在几乎无条件、无限制的情况下主动或被动地集成各类各项执法权就是正当的。

    尽管将各部门的处罚权集中给城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破解部门利益、制止“多头处罚”,但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又切断了处罚权与职权系列中其他子权力的关联,这种关联的重要性使得,城管必须与原部门充分协调配合才能保证行政管理过程的完整性,只是这种协调配合不仅成本较高,而且很难达至理想状态。可见,在“处罚权”相对集中与否都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城管事权在纵向上仍然处于两难困境:如果不划转“处罚权”,行政执法可能会退回到各部门各执处罚权重复处罚同一事项的老路上;但划转了“处罚权”,又会带来城管和原部门因管理权限缺乏完整性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单就各部门将处罚权剥离给城管这一点来看,从行政职权的角度上其实不可能找到法理基础——无论是时间轴上的子权力,还是功能轴上的子权力,如果能够随意地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切割和分配,那么各个管理对象的特殊性和各个行政部门的差异性也就不复存在,市容、规划、卫生、工商等部门的许可、处罚、强制等权力完全可以乱序分配。然而,尽管将职权系列完全划归城管或者完全返还原部门都可以解决这一法理难题,但似乎无论哪种方案都有失偏颇。

    在城管事权的视域下,之所以要对“大城管立法”进行考察,乃是因为,其提供了解决城管事权困境的一种思路或者可供试错的借鉴。一般而言,“大城管”是对城市的综合性、系统化管理模式,由政府成立统一的城管综合管理指挥中心,统一指挥权、督察权和赏罚权。我们认为,“大城管”模式在事权方面存在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建立一个能够对各部门事权进行统一调度的指挥机构;二是围绕管理对象来明晰各部门的具体事权,二者互为因果、彼此支撑。



社会政策过程中的组织网及其效率:以N市困境未成年人救助为例

东南大学 王化起


    本文通过治理网和组织群的概念,廓清了实际的儿童救助政策过程。在共享型儿童救助网中,儿童救助政策的决定和实施由政府与大型社会组织共同决定,而且其他公私部门和社会力量也都得以参与其中,并不存在任何一方主导的情况。各方互动频繁,合作密切,实现了效率。就中介型社会网而言,儿童救助政策的决定和执行由网外的政府主导,救助网及其社会组织仅是政策执行的微观环节之一。案例中的效率损失主要是由于小型社会组织之间在横向上竞争过多而联合过少,导致小型社会工作机构更加脆弱。而在混合型社会网中,政府控制儿童救助政策的选择,而社会组织着眼于政策的实施,二者在分工的基础上合作协同。加上其他公私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政策实施,因此也实现了效率。

    藉由治理网与组织群的概念,本文拓展了政府——社会组织关系的研究视角。学界一般将社会组织与政府或市场组织比较,将前者视为应对政府或市场失败的策略,或采用功能观,认为后者产生更高的社会信任,或理念市场竞争的缘故。新观点则认为二者相互依赖,社会组织可以成为政府的政策工具(Salamon and Toepler,2015)。只不过,将社会组织与政府、市场、家庭、社会企业等进行对比依然沿用双边关系的分析视角(Salamon and Sokolowski,2016),并不能够解释多组织的复合互动形态。笔者认为,多组织复杂互动形态并不是组织双边互动简单叠加的结果,而是具有不可还原的集体特征。新视角的成果之一,就是认为不同类型的组织群各有其效率水平。相应的,治理网的效率实现条件也各不相同,不能用单一的效率标准加以比较。

    治理网与组织群的概念还丰富了学界关于政府——社会组织关系中的范式。学界常用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模型来描述政府——社会组织的两类关系(范明林、程金,2005;张钟汝等,2009;范明林,2010)。针对社会利益的表达和实现问题,公民社会模型采用社会主导的一元论立场,法团主义模型采用社会与国家合作的二元论立场,但二者实际都将国家与社会割裂,将二者设定为对立关系。二者的分割对立凸显了中间组织和中介环节的重要性(张静,1998)。但是,笔者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分割对立并不成立。事实上,个人行动不仅需要凭借嵌入在私人社会关系中的社会资源,也需要嵌入在集体组织和国家制度中的公共资源(林南,2005)。重要的是,相比较由特定类型组织单独承担宏微观水平的联系中介,由跨部门的组织群所构成的网络实现中介功能更符合当下复杂社会的治理需要。本文已经说明,儿童救助政策过程取决于组织群内部的合作和组织群之间的竞争形态,尤其以政府和社会组织的作用为关键。

    当然,组织群和治理网的分析方法还不够成熟,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的分析框架采用了一些定量化指标,例如,组织网的成员数量,组织信任或目标共识水平等。本文的案例分析说明这些指标还不够精确,或量化本身是否恰当也需要商榷,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组织网的效率条件。



地方政府回应社会关切初探

文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方永祥


    回应社会关切具体表现为政府对公民、社会的诉求作出及时、负责的反应。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传播渠道的日益广泛及群众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的日渐提高,回应社会关切被提上了地方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地方政府只有学会“新闻执政”,养成主动发声的习惯,才能及时消除公众疑虑,维护社会稳定,提升美誉度和公信力。

    一、提升回应社会关切的能力和水平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新媒体环境下,迫切需要地方政府牢固树立为民意识,养成主动发声的习惯,因时而进回应公众重大关切。要打造立体化的回应平台,建立健全政务舆情监测、研判、回应机制,落实回应责任,从倾听民众的诉求中改善政府治理。(一)着力在思想观念上突破。(二)着力在体制机制上突破。(三)着力在平台建设上突破。(四)着力在舆情回应上突破。



完善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制度背景下的民意导向型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创新研究

——来自陕西省紫阳县的案例分析

王 浩


    “让民意决定干部的命运”项目,利用现代科技,让人民群众全过程参与各项措施制订、民生事项决策、执行过程纠偏和工作绩效评议,避免“官意”代表“民意”,具有一定实践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该项目也确实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这或许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要进一步强化制度建设,从各个环节控制民意失真,建立和完善民意调查长效机制。民主测评是一个具有很强主观性、且受一定客观条件制约的过程,如认知、感情、功利思想等方面的主观影响不可能完全避免,而客观方面的测评机制、环境和组织实施等则是可控的。通过科学设计测评机制,合理布置环境,严密组织实施,并重视做好一些基础性工作,即加强可控性建设,尽量减少主观性影响是关键。这不仅需要改进民意调查与考察方法,优化民意调查的指标设置,要点要科学、合理,表述不宜过于笼统,防止测评对象不好回答;而且也需要本着操作简便、降低成本、有利于意愿真实表达的原则,积极探索民意调查专业化。

    二是要确保民意调查结果的真实性、独立性和公开性。这就需要厘清影响干部民意调查公信度的突出问题,规范民意调查工作,针对性地采取强力问责等多种措施。为此,一方面,有必要规范参与民意调查的范围,应确保样本库全面、普遍、有代表性;在选取样本库的时候,应做到客观、公正,确定样本库后,调查时进行随机抽取,避免调查的僵化。同时,在调查实施过程中,也必须确保操作过程中不受被调查者的干扰,加强公众监督,增加调查公信力。另一方面,还要建立科学有效的申诉机制。匿名环境有利于保护测评人的权益,但不排除少数人出于私心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恶意中伤被测评人,因此可以尝试建立申诉制度以保护被测评人的利益。同时,还要按照法定程序,制定严格的惩处措施。

    三是民意调查结果应该有实质的问责功效,反映出的民意应该得到尊重,应该有“杀伤力”。为此,相关管理部门可能还需要对民意调查结果进行科学分析运用,深刻了解数据背后反映的真实民意诉求,切实把民意调查结果作为干部使用的重要参考。同时,调查后要有一定的制度、措施跟进,通过结果的运用,让老百姓、领导干部看到民意调查的重要和作用,这样可以更加激发百姓、干部说真话的积极性,不断提醒领导干部加强自身的约束。事实上,由于民意调查工作总体来看还刚刚起步,较容易受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民意调查结果如何进行排名,能否作为干部评价与提拔晋升的重要指标,对于排名靠后的地方如何处理等等的实际问题,都值得理论界和实践部门作进一步探索与研究。



城市失独家庭社会支持体系构建及政策框架研究

广州大学 刘雪明 潘 颖


    失独问题作为计划生育的政策负效应,正日益引发社会关注,需要社会支持。城市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大致分为失独群体的内部救助和社会力量的外部参与两个方面,情感交流、日常服务、心理干预、活动联谊和对外发声是目前主要的支持方式,自我封闭、影响力弱、缺乏培训和政策缺位是现今社会支持体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通过强化责任、加强组织、注重培训、加大宣传等方式,设计科学合理的政策框架,构建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一线人员、失独群体等共同参与的社会支持体系是有效应对失独问题、关爱失独家庭的重要选择。



依法移民:合法化逻辑、现实环境与困境

河海大学 余文学


    依法移民必须推进以下改革:(1)深刻反思水利水电工程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立法的初衷和指导思想,原来为了工程建设,实行“低补偿”、“重安置”、“政府负责”的指导思想,在市场经济和深化改革的“强化资源市场配置”和“切实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现实环境下,已不能成立,在土地法修改的基础上,强化“征地合理补偿”和“失地农民多元保障”,可以取消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形成统一征地补偿和失地农民安置制度。同时,尽快出台农村土地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和土地征收制度改革配套,形成统一、完善的征收法律法规。(2)研究出台“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方案编制与实施管理条例”,保障移民安置方案落实和顺利实施。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的特点是工程征地范围大、移民规模大、移民安置任务重、对局部区域社会经济影响大,移民安置没有切实方案和实施保障体系,会产生社会问题,既影响工程建设,也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使“发展项目”产生“发展问题”。在条例中明确移民安置及安置目标的确立的原则、指导思想,明确方案编制的内容、程序和技术要求,明确项目业主、地方政府和社会咨询单位的职责,明确移民参与程序和方式,明确安置方案公示和审批程序和方式,明确和细化分级负责和县为基础的实施管理体制。(3)取消移民行政管理机构,根据国务院行政机关职能定位,将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涉及的征地补偿、移民安置、信访等职能回归到政府相应职能部门。完善移民工作程序和实施监督机制,动员和规范社会机构参与实施管理。(4)完善现行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移民工作领导小组制度,进行综合改革,引入“整合性的合法化”行政模式和 “参与性的合法化”行为模式,来构建“多部门联合”以及“移民广泛的参与”的移民实施模式,走一条复合的依法移民合法化行动路径,突破依法移民的现实困境。(5)赋予县级政府更多“裁量权”,使移民安置方案符合当地实际,并可以结合发展实际及时修编安置方案,实现移民从形式合理性到实质合理性。



贫困县创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践与思考

——以湖南桑植县为例

湖南行政学院 唐琦玉


    桑植县创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对策:要解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问题,就必须从调动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入手,要正视机构改革、人事编制、绩效分配、基药采购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不断调整、完善相关政策,使基金效益最大化,切实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一)建立农民个人门诊账户,实现参保全覆盖。(二)推进“二保合一”,提高监管水平。(三)完善意外保险,实施委托赔付。(四)建立统一采购平台,完善基药制度。(五)加大基层医疗机构建设,提升服务能力。(六)完善大病救助政策,建立多重医疗保障体系。(七)建立分级保障制度,科学引导分级诊疗。(八)实行先诊疗后付费,解决患者筹资难题。






五、互联网及“互联网”




江苏省基于互联网的现代服务业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南京大学 袁勤俭课题组


    培育发展基于互联网的现代服务业新业态的建议:1、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基于互联网的现代服务业发展:首先,加快监管空白领域的政策出台,维护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其次,提高政策的公平性和灵活性,为行业发展提供包容性的政策环境。最后,实施有地方特色的监管,拓展地区行业发展空间。2、明确职权划分,加强政企沟通,确保政策“落地生根”:首先,建立部门问责机制和政策对接体系,确保政策及时落地。其次,听取业内各方建议,因地制宜制定落地措施。最后,建立政策试点区域,落实定期走访制度。3、拥抱高新技术,鼓励大众创新:首先,拥抱高新技术,实现业务的思路创新。其次,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探索线上线下结合新模式。4、推动现代服务业与支持性产业形成合作共赢机制:首先,政府可以加大宣传与扶持力度,调动现代服务业和支持性产业相互合作的积极性。其次,政府应当为现代服务业和支持性产业牵线搭桥,推动两者交流合作,形成双赢模式。5、发挥内外优势,打造基于互联网的现代服务业品牌:首先,挖掘已有资源优势,实施品牌战略,打造特色产品与服务。其次,吸纳外来优质资源,转化为自身发展动力。6、全方位、多角度促进移动服务发展:首先,提高无线网络覆盖率,提速降费,从城市建设角度引导用户使用移动服务。其次,引导有特色有针对性的创新,促进“融合”,加速产业发展。最后,加强同类型移动应用的集成化,打造有江苏特色的移动服务。



大数据AHP模糊综合评价分析的公务员绩效考核体系创新——基于多层分布式融合评价方法的思考

南京理工大学 徐 辉


    一、两种方法对比及思考

    1.与传统方法相比,基于大数据AHP模糊综合评价分析指标设置更为科学、合理,考评结果更为公正、客观。基于大数据AHP模糊综合评价分析法从指标设置、考评主体、考评过程三个方面均采用定量+定性分析方法,使公务员指标内容更具科学性,考核流程更具系统性,结果更具说服力。2.从考核主体上看,基于大数据AHP模糊综合评价分析法综合了360及平衡计分法,从上级领导、同事、下级或服务对象等三个层面进行测评,克服了现有公务员绩效考评重组织轻个人、重领导轻群众的弊端,凸显公务员工作的社会性和服务性,具有较强的工作重心引导。3.从结果上看,基于大数据AHP模糊综合评价分析法得出的结果与现有方法得出的结果考核级别相差较大,但是考核等次大致相似。从三个部门公务员模拟考核对照表来看,虽然个人名次排位发生了变化,但是考核上等第(1-5名)、中等第(6-15名)、下等第(16及以下)等级相差不大。这说明虽然现有考核方法虽然过于主观、模糊,但是仍有一定实际意义与价值。基于大数据AHP模糊综合评价分析法从细节上进一步对现有考评方法进行完善和更新,使得公务员考评方法更加完备。但是,本方法是基于大数据技术、AHP模糊分析及多层分布式融合评价理论,对于技术、理论及操作要求较高、成本较大,而且仅对三个部门进行验证,因此还需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使得该方法更具操作性和使用性,进一步发挥考评的激励作用,提升公务员整体绩效。



“互联网+”与区县农业放管服改革研究

中共重庆市潼南区党校 何洪华


    “互联网+”与推进区县农业放管服改革的对策建议:(一)强化宣传引导,为促进农业发展降门槛:1、切实提高“互联网+”对推进农业“放管服”改革的认识。2、要抓住“互联网+”对农业“放管服”改革的关键点。3、以实际行动推进“互联网+”对农业“放管服”改革。(二)理清发展思路,确保“放管服”改革工作有序:1.政府引导、市场主体。2.需求导向、融合创新。3.统筹谋划、梯次推进。4.因地制宜、重在应用。(三)突出“互联网+”工作重点,提升农业发展整体效能:1.锁定智慧农业,加快推广智能化、智慧化农业信息技术。2.创新营销手段,加快推进农业电子经营技术。3.组建区县级农业“互联网+”信息平台,推动农业服务管理信息化。(四)以“互联网+”助力农业“放管服”改革,促产业升级转型:1.突破“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环节应用程度不高的问题。2.突破应用技术碎片化的问题。3.突破成本效益倒挂的问题。(五)完善“互联网+”推进机制,强化农业综合服务:1.建立组织机构,加强组织领导。2.作好总体规划,引领区县农业发展。3.制定政策措施,加大农业信息投入。4.作好试验示范,探索路径方法。5.加强服务体系建设,打造过硬的专业队伍。



推进“互联网+放管服”改革 优化市场营商环境

河北行政学院 吴明 甄贞 王小玲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建设不断取得成就,为了应对新时期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政府为主导逐渐转变经济发展决策,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来优化经济结构,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转变政府职能,通过强化改革政策来激发市场经济活力,促进国民经济积极健康发展。在信息产业革命的影响下,互联网已经融入到了社会经济组织架构当中,以政府为主体要想优化市场运营环境必须树立“互联网+”思维,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势来深化经济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调节职能、优化服务,打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鉴于此,本文就新时期经济发展中政府“放管服”经济改革中所面临的问题展开详细分析,就如何树立“互联网+”思维,借助互联网的技术优势解决相应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并提出相应的研究思路。

    针对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面临主要问题的“互联网+”控制策略:(一)政府要树立“互联网+”思维(二)政府要建立“互联网+”市场经济管理体系(三)以互联网为媒介打造新型政企关系(四)打造全新的“互联网+政务”模式(五)政府要以互联网为媒介“简政放权”全面提升市场服务效率



“互联网+政务”背景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以宁夏银川市为例

宁夏党校 刘雅静


    “互联网+政务”背景下推动银川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践进路:(一)打造统一、规范的行政权力网上运行体系:1、建设全市统一的行政权力事项管理系统2、建设全市统一的行政权力网上运行系统3、构建全市统一的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网络系统(二)推进“互联网+政务”集约建设和数据信息共享:1、强化基础设施和平台支撑2、推进审批数据和信息资源的即时共享(三)打造“网上网下、虚实一体”的立体审批服务模式:1、优化再造网上并联审批流程2、开展网上网下跨层级审批服务联动



“互联网+”时代涪陵区行政服务中心“放管服”改革探索

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党校 李外禾


    “互联网+”时代涪陵区行政服务中心“放管服”改革对策:(一)推出“菜单式”服务体系,变被动为主动服务(二)建设四级“互联网+”联动服务平台,助推网上办理步伐(三)完善“互联网+”功能布局,努力做到便民惠民(四)打破政务“信息孤岛”,实现数据资源共享(五)建立强有力的协调机制,形成行政服务合力(六)构建“互联网+”联审监督制度,设置“红灯”提醒功能



互联网背景下加强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建设研究

东明县委党校 齐雪芹


    互联网正日益深入到日常的工作、生活之中,如何在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中积极迎接信息化带来的挑战,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改进、创新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特别是在党建的过程中,从源头上净化政治生态,加强基层党员教育、管理、监督等工作,是做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关键。通过开辟服务党员的网络新阵地,进一步增加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党建工作注入科技创新力量,让党建工作更具生命力和创新力,更加风清气正。在互联网背景下加强基层党建中净化政治生态:(一)创新方式,以“互联网”加强基层党组织管理。(二)转变思维,以“互联网+”开启党员教育新模式。(三)用其所能,以“互联网+”提升党组织服务能力。(四)强化监督,以“互联网+”打造网络监督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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